书咋办，他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让我自己搞定。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从二十来首作品中挑几首精品很轻松，但要挑十一首差不多的，那就难于上青天了。
我们讨论过两次，也没拿出什么好主意，规划书只能一拖再拖。
此种情况下，陈晨便作为一个信使出现了。
这是北国一年里少有的无球可打的日子，那几位老乡我也是许久末见。
那天晚上陈晨直接现身于宿舍门口，和李阙如一道。
我当然很惊讶，甚至有些窘迫，后者或许要归功于暖气中令人忧伤的脚臭味。
他开门见山说节前就能录音，过完年录音室怕还有其他项目，所以——「规划书啥的你们啥时候能搞定？」想都没想，我说第二天就能搞定。
于是他就替我约了个时间。
日他妈的，真是谢谢他了。
第二天临行前我给白毛衣打电话确认了下，她说：「行，你来吧」结果到了三角楼下，一眼我就看到了陈晨。
他穿了身曼联的冬季训练服，两手操兜站在正门前，像个吉祥物。
搞不懂这是过于热心还是咄咄逼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要录音呢。
在通往沈艳茹办公室的漫长旅途里，我俩也没说几句话，于是古老的木质地板呻吟得越发夸张。
有那么几次我甚至觉得再这么一脚下去，我们定会在猛然出现的窟窿里应声坠落。
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结果，我试着找了好几次话头。
有一次我问那辆保时捷咋样，他说：「还行啊，你要不要玩玩？」我赶忙摇头，他说：「真的，不开玩笑」起码看起来很真诚，但我真不知说点什么好。
对修改后的规划书沈艳茹还算满意。
不过鉴于她并不熟悉我们的作品，满意不满意的，都是虚的。
这一点她也不否认，她说她不了解我们的音乐，但她了解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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