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只有一片模糊的白光和刺鼻的消毒水味,随即又陷入昏沉。断断续续地醒来,又睡去,时间失去了意义。
直到第三次,或者说第四次真正清醒,我才勉强能聚焦视线,感受到全身如同被拆散重组般的剧痛。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只能转动眼球,看着点滴瓶里的液体一滴滴落下。
护士告诉我,我昏迷了大约一周。
助理前来,我得知父母还在国外,消息被封锁得很好,他们尚不知情。我艰难地示意要手机,屏幕解锁后,我翻遍了各大新闻门户和财经头条——风平浪静。没有林氏掌门人遭遇车祸的任何一个字。
谁有这么大的能量,在谢父可能对我下手的同时,还能将消息捂得如此严实?答案几乎呼之欲出。
谢母几乎每天都来。她总是静静地坐在那张椅子上,穿着素雅的旗袍,不像探病,更像一种无声的守望。今天,她看着我能微微动弹的手指,轻声说:
“知聿知道你出事了。”她顿了顿,“他很自责。”
我的心猛地一缩。自责?他难道将那天清晨赶我走,视作了我遭遇不测的导火索?
那该死的抑郁症,连他的愧疚都要扭曲。
又熬过了一天,当我能发出嘶哑不成调的声音时,我用尽力气问出的第一句是:“他……怎么样?”声音破碎,却满是焦急。
谢母看着我,眼神复杂:“暂时稳定。”
我喘息着,积攒着微薄的气力,问出了第二个,也是盘旋已久的问题:“您……到底,有什么事?”
我不信她日日前来,只是出于关怀。
谢母沉默了片刻,病房里只剩下我粗重的呼吸声。然后,她抬起眼,目光平静得近乎残忍,吐出的字句却像淬了毒的冰棱:
“你……和知聿,离婚吧。”
我瞳孔一颤。
她继续道,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孩子……想办法,处理掉。”
“荒谬!”
一股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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