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一见就没好语气。我故意提高了嗓音，对唐奕川卑躬屈膝，形态夸张。周围的律师皆斜眼看着唐奕川，小声议论了两句。正合我意。
“给你十分钟。”唐奕川傲慢依旧，直接扭头而去，“我在车里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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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那天在婚宴上力斥该纵火案程序违法，并非只是泄愤与撒泼，而这次提审之后，唐奕川也发现了案子另有隐情。
他的黑色奥迪车里，唐奕川告诉我，他去探望了被烧伤的受害人陶欣，头几回陶欣伤势不明情绪十分激动，经短暂治疗之后恢复不少，已能正常沟通交流，但他发现她言辞闪烁，态度有些可疑。小夏的犯罪供述与警方现场勘验结果基本吻合，坚称就是自己冲动放火，所以这次提审，他故意说这个案子受害人的律师正与检方积极沟通，试图让他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小夏只是惊却不是怕，这种反应显然不符常情。
确实，除了被刑讯逼供打怕了的，我执业多年，很少见到小夏这么老实认栽的犯罪嫌疑人。以前规定“命案必破”，所以经常挖肉补疮，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什么“隔空打牛”，什么“金鸡独立”，花样繁多，还多不易留下外伤，但随着近些年同步录像的技术手段愈发普及，公安机关不愿冒着被扒下警服的危险逼供，屈打成招的现象也就愈发少了。
“巧了，我也在调查过程中得知，受害人陶欣曾两次自杀未遂，一次服药，一次割腕。”唐奕川的发现也是我的发现，我说，“申请排非，是因为本案的核心证据，也就是实施放火的小夏的打火机，物证提取笔录与扣押清单都是事后补签的。”
“你应该知道，公安机关办案有时会马虎疏漏，确实存在程序补签、倒签的情况，”唐处长见多不怪，淡淡说，“但这也只能降低证据的证明力，而不能完全排除。”
“我只想在开庭前多争取一点时间，”我看了看表，尽可能平静无害地对他一笑，“十分钟讨论案情显然不够，我知道一个酒吧相当不错，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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