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牙齿已经掉了许多颗，“现在的人都爱拍照，不像我们那辈的人，老家在乡下，大家都穷，一辈子啊，就拍一次照。”
阿婆装好红薯，把袋子的提手挂在秤杆上，是那种老式的秤杆，要提起来才能用秤砣称量。
一箩筐红薯有十多斤，阿婆提起来有些吃力。
景召蹲下去：“我来提，您看着称。”
阿婆笑着把称给了他，说教他认称。
阿婆的普通话不太标准，景召其实没怎么听懂。
又说回拍照的事了，阿婆感慨：“我这把年纪，也该拍次照了。”
这把年纪，该拍遗照了。
很多地方的老人都是这样，一辈子就拍一次照，就在他们觉得自己将要和亲人告别的时候拍。
如果是办身份证的时候拍过了，那就有可能不会再拍了，或者来不及再拍，等到离开人世的时候，从身份证上抠出生前的模样。
如果跟他们讲有种职业叫摄影师，他们也理解不了。
两个大袋子装不下，剩下的几个阿婆用小袋子装着，那一小袋没有过称，一起给了景召。
他把袋子放在地上：“多少钱？”
三十三块五毛。
阿婆说：“三十块钱。”
景召只有一百块的纸币。
阿婆的钱都用塑料袋装着，一个袋子套一个袋子，套了好几层，袋子掀开，钱用布包着，没多少零钱，不够找零。
路边有还在营业的便利店，走几步还有菜市场。
“我去换零钱。”阿婆不放心把箩筐留下，打算一起带过去。
景召说：“下次再找吧。”
黄昏下的倒影，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点凄凉。
风不挑人，谁都吹，把老人的脸吹红、把背吹弯、把眼睛吹得沧桑。
阿婆问他：“你在哪里拍照，有没有店面？”
“有店面。”他说话的语速很慢，“在沙塘北，红柳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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