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就被英军拿枪指着脑袋，听见他用英文说跟我过来，在办公室里的那名男孩也被英军一起带去班级里。
水苓看着英军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本日记本，上面列了几项内容，诸如“每天上学时走哪条路”“乘哪辆车”“与什么人同伴”之类，连晚上和谁吃饭，家里有几个人睡觉这种事都要写在本子上，每天被英军检查。
在英军出门之前，水苓看见其中一个曾出席徐谨礼庭审的英军朝她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眼含蔑视和示威，像是在说：你凭什么反抗我们，你给我等着……
次日，水苓所住的宅邸被强行充公，英军再次否决了她的探视权，她带着女佣住到乡下去，每天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华中给孩子们上课。蒙受学校照顾，在教职工宿舍给她挪了一个床位，午休时可以在学校睡一会儿。
同寝的一个女教师姓钟，还怀着孕，同时有一个两岁的小孩。水苓听闻她也曾参与抗日捐款活动，丈夫是小学校长。日军来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抗，一家躲进深山，两个孩子在雨林中得了感染病相继去世。本以为日军走了，日子能好过起来，没想到英国人回来，现在又得战战兢兢地活着。
水苓看着他们夫妻偶尔见面时会想起徐谨礼，不知道他现在在狱中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据说马共和英国殖民者起了武力冲突，闹大了之后，徐谨礼的案件又被拿出来重新审理。水苓四个月后才终于在法庭上见到他，徐谨礼走进法庭时精神状态明显不好，步伐不稳，手上有刺眼的新伤痕。
这时水苓明白了英国人为什么不杀他。
徐谨礼是马共的高层，在抗日战争中战绩显赫，他们要的是不曾像日本人低头的他在此向英国人低头，以此在华侨中达到心理战的作用。
他们折磨徐谨礼，折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如果他死，代表马共意志薄弱，也可以宣扬他因为曾经的污点畏罪自杀，无论哪一种，对于一直视他为精神符号的人都是一种莫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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