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剔下软组织进行毒物检验；二、化验发现地点的土壤样品，并根据其潮湿程度及所含昆虫的蛹卵种类等指标，确定尸体腐烂的时间范围；三、样品经处理后送人类学家鉴定死者的性别、种族、大致年龄等特征。”所谓对骨头的“处理”，司狄文博士向巴拉迪署长解释说，即在磷酸钠和家用洁净剂的稀释混合液中浸泡两天以除却剩余的零星软组织，然后置于阳光下暴晒“漂白”。
在1985年，dna技术尚未问世，所以尽管在后来的现场勘查中发现了上百块这样的人骨碎片，但就法医学而言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
由于人手不够，挖掘工作只能一处一处地进行。第一个选定的挖掘地点是后山坡上的堑壕。说是“挖掘”，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警员们是像考古工作者那样用小铲子、刷子和双手一点一点地刨土，被刨下的土还得再经过一道筛子。
“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位筛土的警员说，“要在平时，你如果一个星期能找到一件‘物证’就算中头彩了，现在我们一筛子就可以筛出几十件。”
首先从堑壕中“出土”的是一些属于罗宾·斯达立的衣物：一件印着“护卫天使”字样的t恤衫、两件有罗宾名字的工作装。“护卫天使”是一个群众性的治安组织，罗宾曾在该组织里做过义工。后来又发掘出一块被鲜血浸透的本田普利路德轿车地板上的垫子，一个绿色垃圾袋，内有一只寄给伍其达的信封，和一张租借电影录像带的发票，日期为1984年7月4日，发票上的姓名是哈维·达勃斯。
下午4点半左右，一名灰头土脸的警员从后山坡上一路冲下来，一面高喊：“担架！我们挖出了两具尸体！”现场的两名法医跟着人们一起来到堑沟前。黑乎乎的残骸已经严重变形，泰利·派克博士对他的同行说：“尸体曾经过高温灼烧。”波义德·司狄文博士默默地点点头。两位专家心里都明白，和那片锯断的骨头一样，他们大概很难从这些烧焦的尸体中得出什么关于案情的结论。而且显然，作案人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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