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将这些人解放出来，对于这些地主而言，他们无法再合法的控制这些劳动力，想要继续租佃，就不得不提高价码，才留得住人。
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从文化和社会风气而言，想要扭转奴籍百姓的卑微地位，也是个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
而人身依附关系的解放，又无法避免的会触及封建宗法统治的核心价值。
良贱可以平等，那么贵族和黎庶，宗室和百姓，地主和佃农，嫡嗣和庶孽，依附在金字塔最低端之上的整个大厦，都会被动摇。
如果连社会最底层的贱籍，青楼里的卖身的窑姐，端茶送水的龟公，吹拉弹唱的戏子，任凭打骂的丫鬟，看门护院的家奴，形如牛马的仆工，他们都可以获得和所有人一样的法权。
在国家的强力介入下，粉碎的，又何尝只是主人们作威作福的权力？
在这个家法大于国法的年代，地方主官，以“少讼”为荣，如江西等地，由于百姓识字率高，动辄喜欢打官司，就被官员们冠以“讼民”、“刁民”之称。
主家处置奴仆，属于家法范畴，甚至，在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们看来，最好的社会形态，就是所有纠纷都由宗族解决，啥都不要捅到官府这来。
地方乡老、族长，成为了事实上的“黄四郎”，任你什么县官老爷，都得礼让三分。
而现在，朱由榔却要朝廷站出来
大声的否决
“不，这不是你家的家事，这是国事！”
两百多年后，一名湖南教员在自己家乡的调研报告中这样写道
中国的农民，普遍要受三种压迫，即“寺观、宗教的神权压迫；祠堂宗族的族权压迫；地主劣绅的经济压迫，如果是女性，还要再加上一层夫权压迫。”
资本经济还在萌芽之际，朱由榔现在还没有本事，向最核心的地主阶级的绝对统治开刀，那便只能先向依附于其上的两层，加以打击和削弱。
这样的改革并不彻底，撑死也就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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