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嘛，我不知道。也许可以想象回到青春年华，在巴黎或维也纳的路边咖啡馆喝咖啡。”她脸上又掠过抱歉的微笑，“不说这个。要不要喝点咖啡？”
“好，谢谢。”
辛娜走进厨房。哈利细看墙上的装饰，见壁炉上挂着一幅年轻男子的肖像，身穿黑色披风。哈利之前来尤尔家并未注意到那幅肖像。披风男子的站姿稍嫌夸张，眼睛遥望画家身后远处的地平线。哈利走到肖像前，见上面嵌着一块铜质铭牌，写着：奥布雷嘉·康涅里·尤尔，1885—1969。医学顾问。
“那是尤尔的祖父。”辛娜说，端着一托盘的咖啡用具回到客厅。
“原来如此。你们有好多肖像。”
“对啊，”她放下托盘，“那幅肖像旁边是尤尔的外祖父沃纳·舒曼医生，他是伍立弗医院在一八八五年创立时的创办人之一。”
“这位呢？”
“尤纳斯·舒曼，国立医院的顾问。”
“那你的亲戚呢？”
辛娜困惑地看着哈利：“什么意思？”
“你的亲戚在哪里？”
“他们……在别的地方。要加奶油吗？”
“不用，谢谢。”
哈利坐了下来。“我想问你一些‘二战’时的事。”他说。
“不会吧。”辛娜冲口而出。
“对不起，不过这件事很重要，可以请教你吗？”
“我听听看吧。”她说着替自己斟上咖啡。
“‘二战’时你是护士……”
“对，在东部战线。我是叛国贼。”
哈利抬起双眼，辛娜冷静地看着哈利。
“我们这些叛国贼大概有四百人，战后全被判刑。虽然国际红十字会曾经向挪威当局恳求终止所有刑事诉讼，我们还是被判了刑。挪威红十字会一直到一九九〇年才道歉。尤尔的父亲，就是照片里的那位，动用关系替我减刑……一部分原因是我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帮助过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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