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成为政权的接班人。
吕姓外戚即是很明显的例证，假使他们中间有一个不是脓包，刘姓皇帝反击失败，西汉王朝的政权一定结束。
所以在大的教训之后，一连两任皇帝，对外戚都保持相当距离。
第七任皇帝刘彻，虽大量任用外戚，但他能够控制局势。
而且还在防范工作上采取残忍手段。
他死的前一年（纪元前八八年）最心爱的小儿子刘弗陵，只有九岁，他想立他当太子，于是先行把年轻美丽的母亲钩弋夫人杀掉，他解释说：“我死之后，她当了皇太后，一定为非作歹，重用她的家人。
为了避免吕雉故事重演，不得不如此。
”然而，西汉政府的基本构成形态，所面临的不是特定的某一人某一姓的外戚问题，而是普遍性的外戚问题。
吕姓戚族的屠灭和钩弋夫人的被杀，都无法阻挡政权滑入外戚之手。
第十任皇帝刘病已出身平民（他的祖父是刘彻的太子，被杀，后裔废为平民）刘病已当了皇帝后，不但有一种自卑感。
而且有一种孤立感，他跟前任皇帝的外戚霍光站在一起时，就感觉到如芒刺在背。
而在任用他自己的外戚掌握政权后，才感到安全。
霍姓戚族终被屠杀，史姓戚族和许姓戚族接着兴起。
这种情形，演变到本世纪（前一）末期，遂形成一种现象：旧皇帝逝世时，他的外戚即退出政府；新皇帝即位，他的外戚即进入政府，好像近代民主国家奄后的政党转移情形一样。
举一个例子就可明了，十二任皇帝刘骛逝世后，没有儿子，由弟弟的儿子刘欣继位。
因为不是父子相袭，所以各有各的外戚，刘骛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即下令王姓戚族全部免职，让出官位给刘欣的外戚——祖母傅、生母丁。
本世纪（前一）最后一年（前一）刘欣病死，也没有儿子，由他叔父的儿子，年方九岁的刘箕子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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